转载自《典籍英译与传播:以<孙子兵法>为例》(2018年9月人民出版社出版,魏倩倩著)

 孙武生平

 孙武,字长卿,中国春秋时期齐国乐安人(今山东惠民县,一说为山东广饶县)。孙子是人们对他的尊称。生卒确切年月不详,大致与孔子同时而稍晚,人们通常认为大约在公元前545年至公元前470年之间。

 孙武的祖先陈完是陈国人,陈国厉公之独生子。陈国本是妫姓,传说是帝舜的后裔。在西周建立初,为了使帝舜的后裔不绝嗣,特封妫满于陈,都城在宛丘(今河南淮阳)。后来,因宫廷内部发生内讧,陈完逃到齐国。后因陈与田音同意通,陈完改姓田。陈完死后,谥号为敬仲,其后代子孙在齐国世世为官,如田乞(田厘子)、田常(田成子),都是能废立齐公的重臣。及至田完的四世孙无宇时,生有二子,一为恒,一为书。田书是田完的五世孙,也是孙武的祖父,在军事方面颇有才干,帮助齐景公攻下莒(莒,古国名,在今山东日照、沂水等地区)。田书伐莒事载《左传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田书奉命攻莒共公于莒邑纪彰(在今江苏省赣榆东北)。他命军队乘夜缘绳登城,登上60人后,绳断,齐军击鼓呐喊,城上人也大声鼓噪。莒共公因慑于声威而从西门逃走。齐军进占纪彰。齐景公对田书在攻莒战争中的表现十分满意,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就把乐安(约在今山东惠民一带)作为封邑赐给他,同时赐姓“孙”氏。他父亲孙凭也做了齐国的卿士。

 孙武的祖辈都精通军事,他从小就受到家庭的熏陶,这给他日后从事军事理论著述和战争实践打下了坚实基础。孙武出生时已是春秋末期,中国历史上春秋与战国相连,是典型的“乱世”。诸侯混战,战乱不息,战事频仍,本着救人民于水火的“慎战”思想,孙武深研兵法韬略。另外,当时的社会环境,也对孙武研究军事十分有利。因战乱多,兵学也相应地特别发达。孙武所居的齐国更是一个兵学研究源远流长的地方。齐国自姜太公立国开始,就特别重视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并较早形成了完整的兵学理论体系。这里探讨军事理论和兵法韬略的学术气氛历来很浓,其成就也最大。在宋代颁布的《武经七书》中,最精华、最有影响的几部(包括《孙子兵法》在内)都来自先秦时代的齐国。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孙武在青年时代就成为学识渊博的军事人才。

 后来齐国内乱,孙武为避祸乱来到吴国(今江苏省苏州一带)。来到吴国后,孙武隐居下来,过着亦耕亦读的田园生活,潜心研究战争史和各种战争理论,撰写他的兵法十三篇,并结识了日后在吴国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楚亡臣伍子胥。伍子胥在结识了孙武之后,认识到他是一位军事上的奇才,必能帮助吴王实现军事上的巨大成就。伍子胥向吴王推荐了孙武,《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伍子胥曾“一旦七荐孙子”。据《史记》记载,公元前512年经吴国大将伍子胥的推荐,孙武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阖闾说:“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吴王读完孙武撰写的兵法后,被句句珠玑的语言和博大精深的议论所吸引,也有了历史上著名的“吴王问对”。孙武“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其意大悦”。君臣二人从诸侯争霸谈到田赋税制,从战争谈到和平,从远古谈到当下,从深入敌国谈到拒敌于国门之外等等,一问一答,分析透彻, 见解精到,发人深思,给人启迪。经过与孙武对兵学的一番探讨,吴王最终相信了孙武在军事理论方面的高深造诣和修养。吴宫论兵,使孙武的十三篇兵法从陋室走向了庙堂,即将投入实践的检验场。虽然吴王对孙武的治国理论非常赞同,但对孙武本人究竟能否带兵作战心存疑问,因此,吴王当时给孙武出了一道测试题。于是有了著名的“吴宫教战”。

 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绘声绘色地记述了他晋见吴王阖闾、吴宫教战、斩二美姬的故事。吴王故意用从没经过军事训练的宫女给孙武操练。吴王阖闾下令从宫女中选出180人,让她们身着戎装,手持兵器,分为两队,并让两位宠姬各自担任其中一队的队长,让孙武组织操练她们。吴王自己则和一些大臣们登上高高的校阅台临场观看。孙武请吴王派执法官和传令官协助操练,再派几个军士执斧剑戟,立于将坛两边,以壮军威,严肃气氛。吴王还将自己的佩剑给孙武:“若有不听命令或故意捣乱者,可以斩首惩戒!”在讲完军纪法规及操练要领后,孙武下令击鼓。但宫女们并不认真,只当是玩笑。两个队长更是肆无忌惮。孙武又把命令重复一遍,再次击鼓,宫女们依然漫不经心。孙武大怒,对宫女说:如果没有把命令和要领给你们讲明白,没有把军纪法规向你们讲清楚,那是我的过错,既然我已经三番五次地把一切都给你们讲明白了,而你们仍不按照命令执行,这便是你们犯罪!于是要将两名队长斩首,以儆效尤。吴王忙命人阻止斩杀他的两名宠姬,但孙武认为将在军中有权处理实际情况,即使君主也不能随便干涉。斩首了两名队长,其他宫女再也不嬉笑喧闹了,所有动作整齐划一。吴王气愤他不听旨意,执意斩他爱姬,因此不愿任用孙武。但经过伍子胥的劝谏,一再地晓之以利弊,吴王最终意识到,孙武正是自己梦寐以求的统帅人才,于是决定拜孙武为大将,统帅整个吴国军队。吴宫教战的故事在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见吴王》、《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均有记载。

 孙武在吴为将期间,与伍子胥共同辅佐阖闾,安抚人民,清明政治,内修武备,外图诸侯。孙武率领吴军对楚国作战,初试锋芒便表现出了极不寻常的军事指挥才能,进一步赢得了吴王阖闾的信任和重用。《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在这段历史时期,孙武协助吴国“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使吴国成为当时强国之一。

 “西破强楚”指吴王阖闾接受了伍子胥、孙武的扰楚、疲楚的战略决策,于公元前506年对楚进行深远千里的奇袭,“以三万破楚二十万”,五战五胜,攻入郢都(在今湖北江陵县西北),是典型的“以少胜多”的一次著名战役,也是春秋时代一次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重要战争。五战分别为:小别(山名,今湖北省汉川东南)至大别(今湖北省大别山脉)之战、柏举(今湖北省麻城东北,一说汉川北)决战、清发水(今湖北省水)追击战、雍灌(今湖北省京山西南)打援之战、入郢之战。最终,楚昭王弃城南逃,吴军则声威大振。此次战役充分体现了孙子先胜后战、进攻速决、避实击虚、因敌制胜、半渡而击等谋略思想,充分印证了孙武的才智和谋略,因而“显名于诸侯”。战国中期的尉缭子在其兵法《制谈》中说:“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于莫能挡者谁,武字也。”《荀子》中也有对孙武在吴楚之战取得胜利的赞誉。

 “北威齐晋”是指吴国威震中原,暂取代晋国的霸主地位。《吕氏春秋简选》也称,吴阖庐“北迫齐晋,令行中国”。“北威齐晋”之“威”,是威迫、威胁之意,意为吴国强大,齐晋为之畏惧。《越绝书记吴地传》记载:“阖庐伐齐,大克。”《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吴大败齐于艾陵(今山东省莱芜东北),迫齐求和。这些都当在《史记》所言“北威”之中。

 “南服越人”指吴王夫差二年(公元前494年),吴军败越于夫椒(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西南太湖中,一说今绍兴市西北之夫山),乘胜追击至会稽山,迫越王勾践臣服之事。

 后来,吴王夫差取得霸主地位后,骄奢淫逸,目空自大。伍子胥被吴王夫差赐死。而孙武的后半生事迹却没有任何历史记载。孙武因何而终,终于何时,都成了历史上的不解之谜。 《曲品校录能品哭吴》的吴于东说:“孙子十三篇兴吴,吴几霸矣。功成身隐,盖不浓为胥江之怒涛耳。”《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也称,孙武“脱然高引,不知所往”。据此,可推测为孙武是功成身隐,以尽天年而终的。但是《汉书刑法志》称:“孙、吴、商、白之徒,皆诛戮于前,而功灭亡于后。”颜师古注称,“孙”即孙武。因此也不能排除孙武被害致死的可能性。《越绝书记吴地传》载有“巫门外大冢,吴王客将孙武冢,去县十里。善为兵法。”“巫门”原在战国时吴国姑苏。据此推测,孙武可能终于今江苏省苏州市所辖的吴中区。如果按照终年公元前470年计算,孙武终年75岁。

 《孙子兵法》的传播

 据历史记载,孙武的兵法十三篇问世不久,就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和推崇。到了战国时代,它的影响日益增大,流传更加广泛。战国时代有名的法家学者韩非子就曾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这就是那个时代人们学习《孙子兵法》、研究《孙子兵法》、运用《孙子兵法》的一个写照。战国是《孙子兵法》广为流传的时期,也是《孙子兵法》研究的初始时期。其思想对当时的兵学理论、诸子学说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它不但成为当时军事实践的指导理论,而且在非军事领域也开始对之借鉴、运用。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孙子热”。

 秦汉是《孙子兵法》的初期校理时期。《孙子兵法》为农民起义提供过理论武器。秦朝末年,为了反秦起义,项羽的叔父项梁就把《孙子兵法》传授给项羽。楚汉战争时期,许多著名谋士和将领,如张良、陈平、韩信等人都非常精通《孙子兵法》。韩信在打败赵兵时所采用的“陷之死地而后生”背水为阵的战法,就是来自《孙子兵法》中的一句话。韩信是当时最善于打胜仗的人,也是最精通《孙子兵法》的人。

 到了汉代,人们重视对《孙子兵法》的实际运用。官方把《孙子兵法》作为军官和士兵们的教科书,汉武帝就曾打算把《孙子兵法》教授给少年将军霍去病。大历史学家司马迁说:“当时的社会风气,一谈到战争和军旅中的事情,人人都称道《孙子》十三篇。”可见《孙子兵法》在当时的重大影响。到了汉成帝时,为了整理古代兵书,就让著名军事学家任宏来担当此任。任宏的职位是步兵校尉,他对中国古代兵书很有研究。于是,经过他的整理,《孙子兵法》在十三篇之外,还另外增加了近七十篇,图九卷。但是,由于汉代以后不断战乱损失,流传的仅有十三篇,其余都先后亡佚了。1972年银雀山汉墓又出土了《孙子》佚文若干篇,也就是那六十九篇中的部分内容。这一发现意义十分重大,它证明了《孙子兵法》原为82篇,其中也包括十三篇在内。

 西汉对兵书进行了三次整理。目前广为流传的三个基本传本系统:《武经七书》本《孙子》和《十一家注孙子》以及银雀山出土汉简《孙子兵法》均源自汉代传本,可见汉代人对《孙子兵法》的流传是有重要贡献的。

 魏晋南北朝是《孙子兵法》的早期注解时期,三国时代的著名政治军事家曹操是第一个带头给《孙子兵法》作注解的人。曹操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 曹操认为,他读过的兵书战策很多,但真正思想深刻、让他心悦诚服的只有《孙子》十三篇。曹操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征战,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号称深通兵机,用兵如神。他在军事上的成就除了能任贤使能之外,最主要的还在于他是一个精通《孙子兵法》、熟谙韬略的人。曹操的《孙子略解》是孙子研究的里程碑,为后人的研究和运用奠定了基石。

 与曹操同时的另一位伟大政治军事家诸葛亮也是精通《孙子兵法》、善于运用《孙子兵法》的人。他曾对自己的部下将领们说:“战争中的一切计谋都离不开孙武的学说,再没有比他的学说更深远博大的了。” 诸葛亮也盛赞过孙子的高超计谋。诸葛亮之所以能辅佐刘备取得很多成就,从他制订的一系列战略战术来看,也都证明他是一位深得孙子学说精髓的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某些思想,并将其广泛运用于军事实践中。

 经过这些著名军事家和政治家们的赞誉推崇,《孙子兵法》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中国几乎历朝历代都有人给《孙子兵法》做注解。中国古代著名的注家有沈友、孟氏、杜牧、陈瞎、纪婴、肖吉、贾林、梅尧臣、何廷锡、张预、郑有贤、谣衍翁,刘寅、赵本学、李费、汪洪、朱骸、孙星衍、毕以殉等等。

 隋唐五代时期是《孙子兵法》注解的高峰时期,内容、形式均有创新。《孙子兵法》在唐代开始传入国外。而且,在指导实践方面,这一时期也颇多建树。

 唐太宗李世民就是一位深通《孙子兵法》而且武略过人的皇帝。他与唐初著名军事家李靖经常讨论《孙子兵法》,他赞赏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他们两人讨论《孙子兵法》的内容都收录在《唐李卫公问对》这部兵书里。这部兵书是对孙武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处处都有对《孙子兵法》的征引和赞扬,特别对孙武的“奇正”思想有很深的认识和见解。

 宋元时期的《孙子兵法》研究,上承三国隋唐冷兵器时代孙子研究之传统,下开明、清冷热兵器并用时代研究之先河,是孙子研究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宋代《孙子兵法》研究成果甚多,编校刊行《武经》本《孙子兵法》和《十家孙子会注》是其对孙子研究做出的重大贡献。从宋人对《孙子兵法》研究的情况看,其在孙子文献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对《孙子兵法》自身军事思想探讨也多有发明;在《孙子兵法》的推广普及上亦颇见成效。宋代,由于仁宋、神宗年间的国势衰竭,西夏和辽不断骚扰边境,外患不止,为了巩固边防,专门设立了“武学”来培养军事人才。官方为此组织大批人力修订编撰古代兵书。经过整理编订,最终确立以《孙子兵法》为首的七部兵书为钦定教材,传授给将士们,并成为习武的人必读之书。“武举”考试,也以是否精通《武经七书》为录取标准。而《孙子兵法》被官方正式列为《武经七书》之首。从此,《孙子兵法》被看成是我国古代军事著作的“冠冕”,并被以后的历代王朝所沿用。元代虽然立国时间短,但在运用《孙子兵法》指导战争实践方面,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朝代之一。

 随着明朝卫所军制的确立,卫所武学的创立和发展,作为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精髓的孙子思想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明代的《孙子兵法》研究,与前代有许多不同之处,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由前代的偏重注字解词变为以疏解阐发孙子思想为主,出现了一大批讲解阐发孙子军事思想的著作和论文。

 与中国历代其他王朝相比,明代史书记载及存世的明代兵书数量最多,门类最全,是中国古代兵学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期。其中《孙子兵法》研究亦颇具特色,并在当时兵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明代将《孙子兵法》作为军事学校的主导教材,不仅促进了军事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也使《孙子兵法》学说得到了普及和推广,在继承《孙子兵法》思想的基础上有了一些新的发展。明代武官兼学者茅无仪说:“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明确了这部兵书在兵学史上的地位。到了清朝,“武经默经不出孙吴二种”。可见,《孙子兵法》对古代军事思想的影响之大,人们对它的评价之高。总的看,明代有一支很强的研究《孙子兵法》的队伍,形成了多个学者群;有丰富多样的研究成果;有比较正规的军事教育与考试制度;注重运用《孙子兵法》思想等军事理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军队建设理论、积极防卫的国防(含海防)战略以及灵活多变的作战指导原则,从而丰富了中国传统军事文化,发展了前人的军事思想。

 孙子兵学在清代经历了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其传统的理论体系再一次得到完善,并随即开始了它的解体过程。清代孙子研究在进入晚清之后,由于近代西方兵学的冲击,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休眠时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孙子兵法》在与西方近代军事思想的碰撞中获得新的生机,不论对《孙子》义理的阐发,注释形式的变化,还是实际的应用,都有别于以往历代,标志着中国古代孙子研究的终结和孙子研究新时代的开始,成为《孙子兵法》研究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近现代一系列革命战争中,《孙子兵法》受到了极大的重视。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的军事哲学源自《孙子兵法》。中国人民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就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曾多次引用《孙子兵法》中的警句,并给其以很高的评价。毛泽东不但自己研究《孙子兵法》,还倡导整个解放区学习。毛泽东把注释兵法的任务交给郭化若,并提出了具体意见。郭化若依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对孙子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在1939年为延安抗囚战争研究会所做的报告提纲(即《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中,从七个方面系统地概括了《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郭化若这篇文章,以其唯物论的观点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将孙子哲学思想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以后的孙子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孙子兵法》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孙子兵法》的学者,奠定了他在孙子研究领域学科带头人的地位。《孙子兵法》哲学思想的提出不仅深化了孙子研究的内容,扩大了研究的领域,而且从根本上揭示了《孙子兵法》绵延两千多年常用不衰的“千古之谜”。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赢得全国性胜利,就在于对中国优秀的军事思想遗产的应用,建立了一整套适应中国革命战争各个历史阶段具体情况的正确战略战术思想。《孙子兵法》在抗战中被广泛应用,验证了孙子军事思想在现代战争中的指导价值,因而在社会上得到充分的宣传和普及,并把这一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民国间丰硕的研究成果和《孙子兵法》外文译本的出版,为《孙子兵法》研究注入了活力,也为孙子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来,《孙子兵法》研究取得丰硕成果。这一时期成为《孙子兵法》研究历史上最有成就的时期,《孙子兵法》得到了空前普及。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部分一一“孙子学”已经形成,其影响所及遍布全球,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孙子热”。与此相适应的《孙子兵法》研究组织也相继成立,国际性学术会议不断召开,有关《孙子兵法》的图书、影视、戏剧等,层出不穷。《孙子兵法》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空前普及的局面。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各领域里的竞争愈演愈烈,《孙子兵法》的研究与运用,已经被扩展到了军事以外的政治、经济、外交、商业、体育等领域。日本的一位学者北村佳逸说:“只要把握了孙子的精髓,不但在战争上有必胜的希望,而且在棒球进退,行市输赢,选举运动,以至夫妇争执之中也能稳操胜券。”由此可见,孙武的十三篇所蕴含智慧如此博大、深厚,令人们热情推崇和敬仰于它。